《梅贻琦与清华公益慈善》
清华校友总会订阅号 2020年09月16日 09:00 北京
开栏语
即将迎来建校110周年的清华大学,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也是一部由清华人共同书写的史书。
说到清华历史,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由官方机构或专业人士编纂,表现清华发展脉络,系统、宏大、体例完备的校史图书。而对百余年间与“清华”密切缠绕的“一个个凡人”“一件件琐事”往往关注较少。其实,真正完整的清华历史不仅存在于档案馆,而且与每一位清华人有关。也许您亲身经历的一件清华往事,就是佐证清华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也许您偶然发现的一件清华史料,就是填补清华历史的一份珍贵资源。为此,我们开设“清华记忆·轶事钩沉”栏目,为所有清华人提供一个园地,将您的清华记忆与大家分享,让您手中的珍藏丰富清华的历史。虽然我们大都不是专业的史学家,也许年代久远令记忆出现偏差,但这都不影响我们对清华培育之情的感恩,不影响我们为母校发展竭尽所能的奉献。
来吧,拿起手中的笔,让您心中的清华再现:来吧,打开记忆的大门,让我们共同的清华历史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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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总会宣传部
2020年9月
梅贻琦(1889-1962),祖籍江苏武进,生于天津,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筹备复校,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筹办中国台湾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清华的公益慈善事业从建校早期就已起步,这是不争的史实,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现象。伴随着20世纪近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清华承担的公益慈善责任随之产生,并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清华进行的公益慈善募捐活动不下40次,募得的善款数以万计。在不断的实践中,清华逐步形成了慈善文化的雏形,这就是“勇担社会责任,乐伸好施援手”。
早期清华公益慈善的主体是学校的师生员工,而倡导慈善文化,并且身体力行的原则是“一校之长”。在1928年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之后的公益慈善活动中,首任校长罗家伦率先垂范,做出了榜样。三年后接任的梅贻琦校长更是继往开来,在此后的17年中,不仅将清华办成了一所名校,而且以其人格魅力获得了“永远的校长”之美誉。这其中,也与他对形成清华“慈善文化”所做的贡献有关。
找寻清华前辈在早期公益慈善中的“雪泥鸿爪”,梳理梅校长在慈善实践中的点点滴滴,其意义并非只是为了简单的历史回顾,而是通过对清华慈善史的轨迹探查,研究清华慈善文化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独特价值,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增强文化自信。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从1931年12月3日梅校长上任开始,至1937年清华因抗战南迁之前的六年间,在公益慈善活动中有名单记载的梅校长捐款次数达到15笔之多。说梅校长是“逢募必捐”也不算夸张,而且除了个别一次外,他都是捐款数额最多的捐助者。
1.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之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加重的严峻时期。他参与的第一次清华募捐活动,是为援助1931年11月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作战。这次全校师生共捐款925元,梅校长捐款20元【1】。
1931年捐款
2.日本在占领东北之后,进一步有计划、有步骤侵占我国华北地区。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史称“榆关事变”。我抗日将士奋起抵抗,打响“长城抗战”第一枪。事变发生后,清华师生捐款抚恤抗战伤亡将士,参与人数952人,捐款531.75元。梅校长捐款50元【2】。
1933年长城抗战捐款
3.“榆关事变”发生后,清华师生义愤填膺,1932年入学的“学生唐凤都因愤日寇入侵,投笔从戎,参加热河义勇军。师生为他募捐凑集旅费,略备棉衣。”【3】在这次捐款中,共募得65元,其中梅校长捐款5元 【4】。
4.1933年2月21日,日军继续进攻热河,我抗日将士继续奋起抵抗。清华师生继续捐款抚恤抗战伤亡将士,参与人数 186 人,捐款493.90元。梅校长捐款15元【5】。
5.为支援长城抗战,学生会抗日会组织募捐。此次共募得 628.03 元,其中梅校长和夫人韩咏华女士各捐5元,以示支持【6】。
6.长城抗战开始后,为鼓励平津地区中国军队积极抗战,清华师生组织慰问学校附近驻军活动。此次募捐共有186人参加,捐款共493.90元,其中梅校长捐款25元【7】。
7.1936年1月20日,清华教职员工会再次发布抗日救国会募捐款额表,有49人参募,共募得264.74元,其中梅校长捐款10元【8】。
8.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进攻中国军队,炸毁多个文化机构和商务印书馆。清华大学教职员工会作出决议,每月捐款5千元支援“淞沪抗战”,由所有教职员按薪资比例捐出。此项捐款暂定募集三个月,后根据战事发展情况进行了两个月,共募得10441.23元,“委托协和医院中国籍教职员组成战场救护队作为救护淞沪伤兵之用” 【9】。梅校长当时的薪资应该为清华最高,因此按比例捐款数也应该是最高者。
9.梅贻琦校长除了自己带头捐款抗日外,其家人也都仿效之。尤其是他的五个子女,小小年纪就表现出极强的爱国心和同情心。1933 年1月24日,《校刊》登载了一则“梅祖彬启事”,由梅校长11岁的长女梅祖彬领衔,组织清华园44名教职员子女为抗战捐款126元,为前方将士制作一批棉袜,事迹感人,影响颇大。
1.1932年9月18日,清华举行“纪念 9.18 一周年”大会,梅校长在会上作了主旨讲话。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教职员工会组织全校教职员募捐,救济东北难民。此次共有252 人捐款,共募集捐款7554.21元。其中有37人捐款数超过 100元,最多者为梅校长,捐款288元 【10】。
1932年救济东北难民
2.1933年7月17日的《校刊》登载“校工金玉”代募启事,“管理教职员浴室校工王德厚不幸于六月十六日病故,上有父母下有妻子,身后萧条。幸蒙诸位教职员先生怜悯为怀,慷慨资助,受惠实多,存没俱感。谨登校刊代为鸣谢!”此次募捐共有132名教职员捐款,总共募集善款169.4元。梅校长捐款5元。
校工捐助
3.1936年10月19日,《校刊》登载“教职员工会代收章晓初先生賻金报告”,共有教职员84人捐助賻金544元,慰问曾为清华服务20年,因病去世的章晓初先生之遗属。其中有梅校长10元。
1.1935年1月19日,《校刊》登载“捐北平烈性毒品戒除所经费募集”报告,共有98人捐款,募集176元。其中有梅校长25元。
2.1935年6月27日,《校刊》登载体育部“三会联合运动会账目”,赞助款收入65元,其中有梅贻琦校长5元。
3.1935年7月6日,《校刊》登载“民众学校捐款鸣谢”,共有188人参捐,募集款250.66元。其中有梅校长10元。
4.1936年1月23日,《校刊》登载“募集纪念丁而汉君化学研究基金会启事”,报告基金会募得捐款1343元,其中有梅校长50元。
5.1936年5月8日,《校刊》登载体育部“启事”,为举办校庆运动会,共有21位教职员赞助,共计84元,其中有梅校长10元。
1936年运动会赞助
作为一位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在几十年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而包含“智、德、体、美、群、劳”六部分的“通才教育”体系是其核心构成。如果说“爱与尊重是教育的出发点”,那么教育与慈善就有着天然的文化联系。由此,梅校长在早期清华的公益慈善实践中所体现的慈善文化内涵与实质,当然应该与他的教育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利用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对学生进行专业培养,使学生在得到基础知识的训练之外,成为学有专长的人才,这是“智育”的基本要求。围绕这一要求,如何体现慈善的特殊作用,这应该也是梅校长进行慈善实践的一个着眼点。
积极利用成立教育基金这一来自国外的公益慈善形式,将慈善表现出的单一“输血”功能演变为复合型“造血”功能,使符合条件的学生享受公益慈善的资助,完成“专才”培养的过程,这是各类教育基金的基本使命。
在利用教育基金办学方面,清华本身就是“庚款”基金的受益者。这就使得清华人对如何利用基金这一特殊工具进行教育慈善事业,有着更直接的亲身体会,有着更迫切的实践愿望。于是成立各类教育基金,通过发挥教育慈善的功能,从而完成受益者到施惠者的角色转变,成为首选方式。
梅校长在推动清华的教育慈善发展中,从两方面进行了工作。
1932年,梅贻琦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丁而汉化学基金”。丁而汉是清华成立大学部以后的第一级毕业生,1929年毕业后赴德国留学,不幸亡故。清华学子为了纪念他,首先在校友中发动募捐成立了一支教育基金,至1936年时已募得1343元 【11】。
在清华大学成立后出现一种特别情况,学习努力,成绩优异,但因家境困难有可能辍学的贫寒学生不在少数。梅贻琦在执掌清华后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盖奖助贫寒优秀学生,本为国家教育政策之一,吾人自当极力体行” 【12】。于是在他的推动下,从1934学年开始,清华每年设立清寒公费生名额10名,清寒助学金名额40名;前者每人每年获得津贴最多可达240元,后者每人每年可获得津贴达80元。
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在清华的学生教育中一直处于重要位置。早期清华进行的公益慈善,对学生形成正面思想意识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国家危难深重,面临亡国灭族之灾,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期,更是如此。
倡导学生利用微薄之力,通过参与“赈灾扶贫,抗日劳军”,培育爱国精神和健全人格,成为梅贻琦在清华公益慈善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主要目的之一。他参与10次之多的抗日劳军捐款,是为彰显爱国精神;参与多次的赈灾扶贫捐款,则是体现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这些实践都一定会对学生“立言立德”产生深刻影响。
清华重视体育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在体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认识上,早期清华的某个阶段也曾出现过一些误解与波折。梅贻琦担任校长后,坚定支持发展清华体育的方针。他在 1934年11月5日的全校大会上明确指出,“体育至关重要,人所尽知。特别在我国目前的国势之下,外患紧迫之时,体育尤应人人去讲求,身体健强,才能担当艰巨工作,否则任何事业都谈不到。”【13】
梅校长除了在方针、政策、态度上积极发展清华体育之外,在使用慈善方式推动体育发展方面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与贡献。几次积极带头,与学校的知名教授们共同为学校运动会提供赞助捐赠,就体现了梅校长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成为清华体育史上不朽的佳话。
在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生死搏斗中,如何发挥公益慈善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全人类普遍关注的话题,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回顾早期清华公益慈善历史,特别是细数梅贻琦校长在八十多年前的慈善实践案例,探讨清华慈善文化形成的历程与现实意义,让人感慨良多。
在十年的时间里,一所大学进行如此密集的慈善捐助,参与人员比例如此之高,涉及的慈善种类如此之广泛,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属罕见;而作为一校之长,捐款次数之多,捐款数量如此之大,产生的影响如此之深远,就是在世界近现代教育史上也少有先例。面对这一串串捐款数字,一位位如雷贯耳的大师名字,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慈善故事,不由得让人对以梅贻琦为代表的早期清华前辈们心怀敬意!
确定无疑的是,几乎在每一个慈善案例的背后,都是一个猝不及防的突发事件。这些事件的集合,就构成了20世纪人类曲折发展的历史。研究清华早期慈善文化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清华人在处理“自然、社会与人”三者关系中的思维与行为,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意义。
清华早期慈善史料是清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应该得到充分尊重。探讨梅贻琦在推动慈善文化对清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对于“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对于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都会具有新的启发。这正是:
水木清华育通才,慈善文化造善人;
守望相助同甘苦,和谐发展是根本。
(2020/8/12 二稿于上海)
注释:
1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50号),1931年12月25日。
2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526号),1933年10月16日。
3 .《清华大学一百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第76页。
4.《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479号),1933年2月6日。
5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526号),1933年10月16日。
6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491号),1933年2月23日。
7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526号),1933年10月16日。
8.《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13号),1936年1月20日。
9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96号),1932年4月22日。
10.《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526号),1933年10月16日。
11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14号),1936年1月23日。
12 .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第117页。
13 .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第137页。